顾功耘：国企类型化改革路径

强调基本权利效力的国家性，否认基本权利对私人的效力，是国家中心范式的首要特征。

美国的重新审理标准（de novo test），是一种依法重新审查方式，联邦法院既不给行政机关法律决定也不给行政机关事实认定最终的权力，法院重新确定行政人员先前认定的所有事实和法律问题。[39] 法院不应该盲从于行政解释，它应该在权力范围内进行积极的自己解释和判断。

（6）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陈教授认为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庭审方式，造成法官无法通过询问侦查人员来获取案件侦查过程的事实信息。这既是对行政执法主体的决策行为作出的审查，也是一种对行政行为事实构成的审查。[42]高度技术性、考试评分、高度学术性、人事上能力考核、专家委员会决定、技术性预测决定和风险评估、政策性决定的判断等，法院原则上可以审查，但应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行政机关有判断余地。文章来源：《法治社会》2021年第4期。

刑事审判的直接和最终目的是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否处以刑罚以及如何定罪量刑。[34]在某一工伤认定案件中，如何判断当事人的窜岗行为是一般违章还是蓄意违章？法院审理认为：申请工伤认定的第三人为了完成工作而受伤，主观上是为了单位利益，客观上是在工作时间和生产区域内受伤，没有证据证明他的受伤结果是本人恶意为之。在1955年的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再次强调合作社要吸收鳏寡孤独者入社，帮助后者。

当时中国农业虽已开始集体化，但总体而言，农业几乎仍然是靠天吃饭，缺乏现代农业的其他基本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应当承认他是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的一员，即便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了。当年毛主席就断言，随着农业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一定会日益增多，也会有更多人理解重工业为什么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因为，科学的背后是另一个知识体系和世界观，不仅明显有别于根植于农耕中国的儒家文化，那是现代工业、制造业的基础，注定引发商业、贸易及其集中地市，有别于传统中国的政治军事重镇，城或卫。

但引发社会更多关注的是1978年底，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实行大包干。这不仅是革命、变革时代的法治逻辑，更是大国复兴、宪制重构、法治再造的必须。

随着时间推移，理解也更深了。中共早期的著名工人领袖中，有为革命献身的，如王荷波、项英。但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每隔几年，有时甚至每年，也会做些必要且艰难的调整和微调。即便理论上，中国最终也会自生自发地加入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但什么身份? 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且不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即便独立自主，最大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如何让数亿农民尽快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走出农村，走进工厂，走进城市，成为工人，成为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创业者和创造者，成为公民/市民。

他们即便是农村中唯一有财力尝试一些工业产品，如电、农机或化肥的人，他们也没有动力花这个钱，难道他要为佃户长工减轻劳动负担? 这甚至不是人心善恶的问题，小农经济很难培养他的这种想象力。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和依靠的就是最广大的中国人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中国共产党选择代表工人阶级还基于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更具体细致的分析。生产力水平提高后，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农民就会消费更多工业、轻工业产品，也便于农业科技下乡。

也因此，也更能理解今天常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一百年，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1956年从日本引进了第一批手扶拖拉机到各地做适应性试验。

敏感的，最多也问一声帝力于我何有哉?很多人更可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2006年1号文件要求提高重要农时、重点作物、关键生产环节和粮食主产区的机械化作业水平。

但南方多山，人多地少更显著，对粮食需求很大，气候和降雨还均有利于复种指数提升，产量也接近当时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只有当工业、轻工业产品价格足够低，容易获得，收益足够大，小农才可能逐渐改变生活习性。进入 朱苏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工人阶级领导 农民革命 工农联盟 。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因此有长远规划。针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现实，根据我国耕作制度复杂，人多地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1982年中央1号文件确定了中国有步骤、有选择的农业机械化战略方针。不仅价格与当时集体生产单位（大队或生产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和自然村）的财力大致适应。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强调自身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仅仅因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有矛盾、冲突和阶级斗争吗? 或仅因为他们是穷人且人数更多吗? 而在当时中国，如果不是更穷，农民也比工人多太多了。但从这一视角才更能理解一系列曾经发生，甚或仍以各种方式继续的重要社会运动、变迁或现象，即便乍看起来，有些似乎与工农联盟全然无关。

这可能是中国工业化起步之际最重要的资源，对于此后中国的民族工业体系的发生发展非常关键。但是，马恩集中关注工人阶级，与毛主席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和命题，如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等，形成鲜明对比，令我甚是困惑。

这将全面影响社会，重构社会行业，创造全新行业。进而，这也就限定了这里的农业机械化，侧重拖拉机和与之配套的耕地、播种、收割等功能作业机，尽管种植业的机械化还涉及加工、排灌、运输等方面。

除继承历史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外，在20世纪，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基础，才可能从经济维度，进而在新的制度层面，重新整合中国这个农耕加游牧的传统大国，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各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太弱，工人阶级太小。2003年，全国小麦机收率比1995年提高了近30%，联合收割机比1994年增长了5倍。围绕手扶拖拉机，全国各地还设计制造改进了多种配套农具或其他作业机。

在中国这样地理复杂的大国，任由工商业自生自发地发展，结果更可能加剧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世界近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动力和象征。

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与现代化没有联系，无法产生新的社会愿景。这些农民和市场的自发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已在冲击，事实上也突破了，联产承包制带来的耕地细碎对农业机械化的制约，农业机械化正在集合和重塑农民土地的产权。

为便于跨区农机服务，2008年1号文件继续落实农机跨区作业免费通行政策扶持发展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专业服务公司。相反，针对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始终强调因地制宜，先试点，即便拖拉机引进的类型从一开始也既没一边倒也没一刀切，非但允许，而是鼓励甚至要求各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只有工业化/现代化，中国社会才可能变得富裕，国力随之强大。从早期的红军和游击队，到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甚至直到我服役时，从军官到士兵，几乎全来自农村。需求显著减少的自然还有其他功能作业机。因此，如果真要矫情，在这个历史全过程中，人们很难看到全国统一的依法实践。

中国人口中比例最多的农民，一直生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没有其他新的社会参照系，根本无法理解身在其中的这个农耕大国。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因此很难起步。

还有些地方，大中型拖拉机卖不掉，也没人承包，各家都用，没人维护，驾驶人平均技术水平下降，机车事故不断。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这需要长时间。

针对农村农机需求的变化，1980年代初中国农机工业开始了大规模结构调整，努力发现和创造新的市场需求，重点设计制造结构简单、价格便宜的小型农机具、手扶拖拉机以及功能单一的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和农用运输车等。因此，就能理解，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多个场合，尽管提法略有不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逐步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设想。